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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三大轴承企业哈瓦洛的前世今生
说起国内的轴承企业,业内人士第一联想到的就是哈瓦洛三大厂。哈尔滨轴承集团、瓦轴集团和洛阳轴承集团,他们占到了中国轴承市场份额的15%。以下简称:哈轴、瓦轴、洛轴。(本文排名不分先后)
哈轴
哈尔滨轴承厂是在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初期,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由辽宁省复县瓦房店轴承厂迁于哈尔滨,在香坊区早已停产的两座面粉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党的领导下,三十五年来,经过不断的扩建、发展,不仅成为我国轴承工业的第二发源地,而且已是全国机械工业大型骨干企业之一。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曾做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轴承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篇章。
瓦轴
瓦房店,瓦房店轴承厂的前身,是满洲轴承制造株式会社。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侵略中国的野心,实施“以战养战”的政策,在我国东北大规模建立机械工厂。据有关资料统计,仅1938年日本在伪满洲国新建了200多个机械工厂。日本东洋轴承制造株式会社就是在这个时期在伪满洲国奉天省瓦房店取得了建造满洲轴承制造株式会社的权利。1938年开始勘探设计和筹建,1940年1月投产。工厂名义上是私营企业,实质上是官办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军用轴承配件工厂。主要产品供给“奉天造兵所”和“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此外,还供给关东军下属的“九一八”、“七七”部队所用的轴承。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轴承生产不断扩大该厂于1940年投产时,只能生产单列滚珠轴承。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工厂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刚投产时,工厂只有5个职场(即车间,下同),到了1943年又相继扩建了修理职场、锻造职场、第一职场。到1945年初又扩建了小型车工职场。这时,全厂已建成9个职场,职工已达1900余人。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步步深入,轴承生产的规模也逐步扩大。
洛轴
周永丰的回忆:1955年10月,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把我从瓦房店轴承厂调到初建的洛阳轴承厂。还没开始工作,组织上就安排我去长春学习了9个月的俄文。1956年6月,我奉派去苏联莫斯科国家第一轴承厂进行总机械师实习。1957年8月1日,我回到洛阳轴承厂,被任命为机械科科长。1960年1月,我升任副厂长,主管设备工具。此后,我于1965年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78年任厂长,直到1984年卸任。
洛阳轴承厂是我国“一五”期间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唯一的轴承行业项目,筹备工作开展得比较早。1952年,轴承厂就在北京设立了筹备处,并陆续派人到北京、太原、石家庄、西安、郑州、洛阳等地进行选址考察。考察结束后,筹备处向国家计委作了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又向党中央、国务院作了汇报。听了汇报后,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把拖拉机厂、滚珠轴承厂等大厂安排在洛阳,将九朝古都复兴起来。经反复论证,厂址最终被选定在符家屯的南边。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庄稼地。
洛阳轴承厂的设计工作是委托苏联专家进行的,设计年产轴承226种、1000万套。1957年,全厂试产轴承14种、13.62万套。1958年,全厂生产轴承183种、585.72万套,当年即实现利润920.3万元。
为了适应建厂的需要,厂里从苏联请来了40多名专家,还派出100多名干部去苏联学习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成产技术(其中有学一年的,也有学半年的)。厂里的技术工人都是从国内许多老企业统一调配来的,干部主要是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重点建设都非常重视,坚持把最优秀的干部调到洛阳轴承厂。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好,干部们的觉悟也很高,所以听说要被调到洛阳轴承厂,大家都是不说二话、不讲价钱。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厂里就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骨干。
筹建期间,厂里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很差,连一件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办公室最初是在洛阳老城租用的一些平房里,后来搬到工地上临时搭建的房子里。当时提倡“先生产,后生活”,把生产摆在第一位,生活摆在第二位。虽然条件差,生活苦,但大家毫无怨言。当时,国内的轴承专家不多;厂里相当一部分同志文化水平不高,在管理上、技术上都是外行。因此,厂党委明确提出:要学习我们不懂的东西,全厂上下要加强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是白天抓工作,晚上则根据每个人职务、工种的不同,分别学习业务、管理知识和各种技术。
后来,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困难。洛阳轴承厂的扩建工程和生产技术发展,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当时,一些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卡我们。例如,一套重量为3公斤的精密光学坐标镗床主轴轴承,一家外商企业的要价竟当于同等重量的黄金或6吨对虾。我们硬是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懂就学,才得以渡过了难关。
1979年6月,洛阳轴承厂经过认真酝酿,大胆制定了旨在增强企业活力、为国家多做贡献的“增加生产,增加利润,增加职工收入”的“三增加”方案。这是一个以超额利润为基本点,把保险留给国家、把风险留给自己,只有多赢利、多积累资金才能进行技术改造和改善职工福利的方案,因而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利润方案,一个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的方案。
上报后,该方案得到了国家机械局、中共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国家主席李先念也给予肯定和支持。该方案于1980年开始实施,当年实现的利润比1979年增加43.48%,使得前两年的目标一年就得以实现。1981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许多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亏损,但我厂仍然保持了较高的赢利水平。1980年至1982年,我厂向国家上缴利润1.3亿多元,相当于建厂一期工程投资的1.3倍,等于三年向国家上缴了一个洛阳轴承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越来越感到企业自主权的有限,遂不断向上级呼吁。1981年3月,《人民日报》以厂长来信的名义,刊登了由我署名的文章(主要内容是要求企业有直接对内、对外的贸易权,使企业由单纯的生产管理型转变为生产经营管理型)。当时,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洛阳轴承厂被确定为国家机械部第一批有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企业,可以直接通外商谈判、签约。
此后,我厂的产品销往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总产量的10%到15%。正是在此基础上,洛阳轴承厂后来曾有过年出口创汇2000万美元的本厂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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